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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增强灵活性

　　●推进服务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金融、运输、教育、医疗等行业，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服务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现在政策都有，关键是要落地执行。服务业引进外资，有利于缓解资本外流压力，利于汇率稳定。

　　●从2013年以来，整个下游的企业对于工业企业的利润拉动在不断下降。如果从价格来看，相当于最初上游涨的时候，下游也能涨，可是涨了两个月发现涨不动了，再涨就卖不掉了。当下游涨不动的时候，上游价格的上涨就开始吃下游的利润，最后下游的企业会被逼死。谁跟经济增长有关系呢？是下游的企业。下游工业企业的利润跟整个工业增加值关系更密切，也就是说，只要下游的利润不改善，经济不会复苏。

　　●中国现在是先去库存、去产能，房价没有跌，信贷还是扩张。如果未来去产能真的有效的话，未来一年里通胀的压力可能超过所有人现在的预期。通胀的压力最终会导致政策紧缩，而货币和信贷政策的紧缩会导致房价下跌。金融周期下半场房价下跌、信用紧缩难以逃避，只是路径不一样而已。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五周年年度论坛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等多位来自一流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围绕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中求进，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

　　未来国企改革

　　应更多着眼于服务业

　　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一项主要工作。现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制造业、工业企业，比较少的人会想到服务业，我认为，服务业将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服务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中国的GDP构成中，服务业约占55%，而美国最高占81%，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在67%—70%。在占GDP40%的制造业中，国有成分只贡献了20%左右，国有企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大概只有8%左右，而且还在不断下降。据计算，到2020年，制造业中的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大概会在5%左右。所以，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仍然放在制造业上，是误区。在服务业中，国有企业占比恰恰是很高的，国企基本利润产出占了40%—50%，金融业中更高，到达60%—70%。而且，服务业对就业贡献度逐年提高。

　　服务业的主要问题是改革不到位，劳动生产率较低。从1980年到2012年，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4%，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7.8%，长期积累下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得多。国际比较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4.1倍，德国是3.2倍，英国是3倍，日本是2.8倍。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也低，但是差距要小得多。

　　从国际收支平衡来看，从1998年开始，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去年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824亿元，说明服务业的竞争力价格指数不断下降。

　　服务业是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渠道。中国2015年GDP增长6.9%，其中服务业增长8.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3.1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我国现在面临的污染、能源产能过剩等问题，都是传统制造业形成的，如果推动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大有好处。

　　服务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发展得好，就业增长会非常快。2015年，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是第二产业的1.45倍，而服务业占比只有42.4%，美国是82.5%，日本是70.4%，说明服务业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再来看我国实际引入外资情况。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FDI中80.8%投向第二产业，服务业仅有17.1%，但是到2015年，FDI投向第二产业比重不到35%，而服务业近65%。FDI投向服务业比重高的是一些相对开放的领域，比如房地产、批发零售、租赁、商业服务，而在服务业中占比较大的教育、医疗、文化领域，投资比例只有0.03%、0.13%、1.07%。这说明我们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养老等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这也是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推进服务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金融、运输、教育、医疗等行业，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服务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现在政策都有，关键是要落地执行。服务业引进外资，有利于缓解资本外流压力，利于汇率稳定。

　　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的进程如果能进一步加快的话，对改革意义重大，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开放。当时中国制造业就是这么干出来的，先对外开放，开放以后“狼”来了，与“狼”共舞，最后强大起来。我国的服务业应该走这样一条路。

　　最后，美国需要再工业化，因为美国的服务业占了81%，制造业只占了约17%，农业只有1%。而中国是倒过来，服务业约一半以上，制造业占了接近40%，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与中国的去工业化，表面上是同步的，实际上，都是各自经济失衡的纠正。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货币政策在

　　稳健中性基调下增强灵活性

　　2017年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很多，美国在很多政策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而且2017年还有一定下行压力，这种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状态，需要各方面政策加以很好地管理和调节。

　　首先是信贷政策。2017年我国的信贷政策将保持平稳和审慎，同时希望能够更多地增加针对性。

　　2016年，整个信贷运行数据增速并不快，比2015年有所回落，但是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所带来的实际信贷投放，增速达到17%。2017年，如果继续以这样一种实际增速来投放信贷，对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目标，比如降杠杆，挤泡沫，防通胀等，是不合拍的。所以，2017年对实际信贷投放增速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调节。

　　此外，信贷政策的针对性应该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信贷投放的领域，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制造业等。抑制房地产领域泡沫，并不意味着与房地产相关的信贷都应该停止，对于其中合理的需求还应该给予支持。而对于那些炒作行为坚决不支持，而且还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抑制。

　　第二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基调非常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了四个字——“稳健中性”。2017年，货币政策应该在稳健中性的基调下增强灵活性。

　　之所以要将灵活性放在第一位，是因为世界经济在2017年复杂多变，中国经济情况更加复杂。对于货币政策的需求来说，既有放松的需求，又有收紧的需求。从稳增长和保就业的角度看，货币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好，但是如果从防通胀和稳汇率、稳国际收支的需要看，货币政策收紧一点好一些。

　　第三是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应该保持汇率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合理区间，要控制住它的贬值幅度。

　　汇率有波动是正常的，出现贬值也是正常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贬不贬值，在于贬值怎么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幅度，让整个经济体在运行过程中逐步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