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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涿州的一部分社交圈是在高铁上建立的。”李荀说。从涿州往返北京的常客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有的和李荀一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也有人做销售经理、护士和技术员。为了互相提醒买票和列车延误信息，经常坐高铁的这十几个人组建了微信群。

　　小圈子的人甚至会选好返程车厢的固定位置，方便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坐八节编组的G6707时，他们会固定来到7车厢和8车厢之间。至于十六节编组的G623，他们一致认为选在10车厢和11车厢间下车最便利。

　　生性乐观的李荀，对于眼下的双城生活颇为自豪。3年多里，他发布了200多条关于高铁上下班状态的微博。有段时间，他还会选择购买单程89.5元的商务座，“并不是因为没有普通票，而是真的在享受一下”。

　　可是在冬天下雪和夏天下暴雨时，高铁也会延误。碰到这种“抓瞎”的情况，李荀要么退票开车去房山线的篱笆房站换乘地铁，要么请假，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工作考核。“公司同事表示过不满，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李荀说。

　　除了天气因素，调整列车运行图（下称“调图”）更牵动着高铁上班族的心。前几年，由于调图取消了早上合适的车次，李荀整整开了一个月的车上班。听铁路工作的人讲，有两个县级市互相较劲，希望增加自己的停靠车次，减少另一方的停靠车次。“我们着急啊，差点就发联名信了。”李荀说。

　　如今，早晚的高铁车次固定了，多一班少一班的调图不太能影响到高铁上班族。李荀也把高铁通勤的季节固定在有大雾的深秋和冬季，每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习惯了频繁穿越省界，李荀只有在看到路边的某个房子时，才突然反应到自己其实是跨省上班。

　　很小的时候，李荀就经常随奶奶到北京探亲。那时候从河北涞源坐长途汽车到北京要走三四个小时，从高碑店坐绿皮车到丰台西站也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同样的距离，坐高铁只要25分钟，开车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逃离北上广’，也有人说‘返回北上广’，”李荀说，“但我们这些双城生活的人用实际行动在告诉其他人，没有逃离，也没有返回，地域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短。”

　　大城市承载的梦想

　　在廊坊站西南100米处，有个专门为通勤人员设置的自行车场，“1天1块钱，包月15块钱。”每天早上，程时兵总会在这里碰到许多脸熟的人，这些高铁上班族把不大的停车场停放得满满当当。除了骑车，他还把每天在高铁上的21分钟视为锻炼时间，在车厢连接处走来走去，“微信运动里基本上每天都能走1万多步”。

　　闲暇时，程时兵也会看看单词。在工作语言为英文的外企里，他必须经常阅读英文才能保证自己不落伍。不过，如果程时兵此时放下手机，没准还能看到旁边有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也在皱着眉头学习日语的五十音图。

　　与程时兵一样，正在学习日语的郝云峰（化名），也几乎每天都在北京和廊坊之间通勤。不同之处在于，郝云峰和妻子两个人都属于高铁上班族。

　　有时，郝云峰也会感觉心里比较矛盾，如果在廊坊找个工作，不仅轻松许多，中午还能回家吃饭看看孩子。可他特意留心了下职位，发现北京的工资至少要比廊坊高三倍以上，而像他所做的游戏发行工作，当地也没有相关的产业。

　　打小就喜欢玩游戏的郝云峰，把做出一款经典游戏视为自己的职业梦想，但如果在廊坊工作，实现这个梦想几无可能。更何况，他看到北京的每个年轻人都充满干劲儿，大家都想着有机会凑在一起做点什么，这可是小城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现在30岁的年龄挺尴尬的。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快两岁的孩子，幼儿园学费一个月1600元，再加上房贷，都不是小数目。”郝云峰说。此外，习惯了大城市吃顿饭三四百元的消费习惯，他们也很难忍受小城市低工资条件下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郝云峰对廊坊的居住环境倒是比较满意。两个人坐高铁的成本每月是2600元，这大大低于他们在北京五环外的租房成本。而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邻里关系，他们在廊坊购买的新房都要远强于租的房子，“基本上买了房都是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的”。

　　有时候，郝云峰脑海中甚至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廊坊后来通了地铁，虽然交通便利了，但是大量的人口从外面涌来，使得廊坊彻底变成像北京天通苑一样的睡城。嘈杂的环境和飙升的房价，最终让这个安静的小城不复存在。

　　但眼下，他和妻子仍然只能每日奔波在两个城市间，耗费往返3个多小时的路程。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