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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五期(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号)，收入《十四年：从1931到1945》一书，台海出版社，2016年7月。作者John B. Powell在1931年作为《曼彻斯特卫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特派员被派驻中国，亲历了“九一八”事变。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当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们被派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比世界上其他的人，感到较少的惊异。那时，日本的发言人和宣传家对全世界说，日本人所以进攻中国的东北各省，以及占领三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乃是因为日本人所有的南满铁路，受到身穿中国政府军服的士兵的攻击。但是，日本国内的老百姓所听到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却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密谋地——辽塔旅馆照片。于2016年8月1日在辽阳市“九一八”事变密谋地警示馆展出。 东方IC 资料图

太平洋关系学会

那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日本报纸上忽然刊载出一连串有关一个日本军官在内蒙古被杀的新闻。这些新闻写得非常激动，说那个名叫中村的上尉军官，是在内蒙古某地被杀;那儿是一块广大的地区，从满洲的西部一直延伸到蒙古;一度曾被俄国占领。由于这块土地生产的牛羊肉，以及畜牧上的其他副产品，像羊毛、兽皮之类，一直供销华北各地，所以日本人多年来就一直垂涎着这块有价值的广大土地。当然，这块广大的土地还生产有其他的皮货。因此，那位中村上尉跑到这儿干什么，日本人始终没有正式宣布过;然而在一份神户出版的，英国人发行和编印的《日本纪事报》(Japan Chronicle)上，关于这项事件的新闻中说，中村上尉是由另一位未公布姓名的日本军官，和一位白俄及一位蒙古族向导陪同。沈阳中国政府官员发给中村上尉的旅行证件，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从事有关地理和历史的研究工作”。但这位上尉却随身带了很多钱，据说共有十万元，折合当时的美金五万元。然而日本报纸在军方的示意下，对于中村上尉的被杀，却极尽夸大、渲染之能事，因而激起日本国内巨大的骚动，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对这件谋杀案的处理缺乏诚意。但是中国报纸的有关报道说，根据中国官方的调查，以中村上尉为首的这个日本团体，是在俄国人控制下的外蒙古边境上，从事一项神秘的旅行;而中村上尉携带有大量的“海洛因”，这种毒品为当时的外蒙古人所迫切需要。但是为避免因此引起更复杂的情势，沈阳的中国政府当局对于此事很快地表示歉意，并愿赔偿日方所有的损失。可是，日本方面却加以拒绝，情势因此而大加戏剧化。我们这些一直注视着中村上尉事件的新闻记者，因此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爆发了那个真正的大风暴时，一点也未感觉惊异。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对此一变故事前却未曾料想到。这个团体便是“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这个太平洋关系学会是由来自各国的小组所组成，他们专门开会调查那些极可能造成国家与国家间的复杂情势，因而可能爆发战争的特别事件。他们每两年举行会议一次，但对社会公众或新闻界向不公开，只有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被谨慎检查过的报告被获发表。参加这个学会的国家小组，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俄国人、中国人，以及珍珠港事变前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和日本间的危机，这个学会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编撰报告，收集文件，并已定于一九三一年的秋天，在上海举行两年一次的会议。为了集会，该会已派出一位主管率领大批工作人员，到达上海负责筹备事宜。在上海，这位主管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上海的新闻界，并介绍他带来的工作人员与大家认识。这些工作人员大半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也都是国际关系各方面问题的专家。这个学会的工作，全部由私人捐献的经费加以支持;主要的来源是纽约的几个大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对于倡导国际事务的研究十分感兴趣。

这次会议预定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汇中饭店(Cathay Hotel)举行;旧金山的名报人罗威尔(Chester Rowell)，也是有名的公共关系专家，带着他的一批助手也到了上海，参加筹备工作。罗威尔到了上海后，首先邀宴上海的新闻界，出席的编辑、记者约有五十人。餐后，罗威尔起立致辞，特别介绍了一下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工作目的。他说，参加这个学会的各国小组人员，都是各国关系重要的男士和女士，他们专门研究国际间的特别问题。因此，不管在任何国家与国家间，如果有复杂的问题发生，这个学会立刻就可指派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专家小组，采取行动，对他们各个的政府施以压力，维持和平的态度，直到这个特殊问题予以和平地解决。在这种情形下，罗威尔十分慎重地说，太平洋关系学会着眼于防止任何主要战争的爆发，至少是在与太平洋有关的各国之间。

罗威尔讲完后，要参加宴会的记者们提出问题。由于我对“九一八”事变相当地注意，并且深深感到这件危机逐渐增长的严重性，于是我就提出一个仅仅是逻辑上的问题：“如果中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期间发生战争，贵会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位在美国西海岸一向被誉为最佳的餐后演说家，又一次地不知如何回答。在稍加思索后，他说：“我想，战争将结束一切。”于是，颓然坐下。

罗威尔的话竟成预言。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于九月下旬在上海召开;这时，“九一八”事变早已发生，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沈阳，并且在中国领土内的好几个地方，正跟中国军队血战。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开幕式席上，中国代表与日本代表互相叫骂;于是，大会开幕后只好暂时休会，其后重在气氛比较缓和的杭州召开。虽然新闻记者经常是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这则中日代表争吵的新闻仍旧被漏了出来，而且引起各方广泛的注意。

日军轰炸东北军兵营。 东方IC 资料图

轰炸锦州

在美国对日本提出徒劳无功的抗议后，列强对“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反应，是派遣军事观察员，前往中国东北中日冲突的现场察看，俾做调查和报告。美国派了四位，两位来自驻日本的大使馆，两位来自驻北平的公使馆。英国派了三位，法国两位，意大利一位。国联大会当时正由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代表主席，亦派出了一位军事观察员，那就是驻上海的西班牙总领事法拉(Senor Farrar);法拉曾任西班牙非洲殖民地的上校军官。代表美国、英国、法国和别的国家的一些著名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这时也从远东各地蜂拥而来，大家一齐赶往沈阳，去采访当时被一致认为的重大新闻。这时的沈阳，除原有的美国和英国的领事人员外，还有二百多位外籍侨民，大都是生意人。